古文：前辈议论，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。

现代文：前辈的议论，也有出于粗疏，思考不周密而情理不通的。

**古文：张文潜云： 《诗》三百篇，虽云妇人妇子小夫贱隶所为，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，如 七月在野 至 入我床下 ，于七月已下，皆不道破，直至十月方言蟋蟀，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？ **

现代文：张文潜说： 《诗经》三百篇，虽说是妇人、女子、小夫、贱隶所作，总之除非对文章精通的人写不了来，如 七月在野 至 入我床下 ，以七月以下，都不说破，直到十月才说出蟋蟀，不是对文宣精通练达的人，能作出这样的诗句吗？

古文：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，若周公、召康公、穆公、卫武公、芮伯、凡伯、尹吉甫、仍叔、家父、苏公、宋襄公、秦康公、史克、公子奚斯，姓氏明见于大序，可一概论之乎？

现代文：我以为三百篇中当然有所谓妇人、女子，小夫、贱隶所作的，至于周公、召康公、穆公、卫武公、芮伯、凡伯、尹吉甫、仍叔、家父、苏公、宋襄公、秦康公、史克、公子奚斯，姓氏分明出现在《毛诗•关难》的大序之中，能一概而论吗？

古文：且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字，九月在户，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，郑康成始并入下句，皆指为蟋蟀，正已不然，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，岂其余不能过此乎？

现代文：再说 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字，九月在户 ，本当是说农民出入的季节而已，到郑康成才合并入下句，全都是指蟋蟀而言，正已然是错了，如今特意称赞这五句是精通文章之道的，难道其它就没有超过这五句的吗？

古文：以是论《诗》，隘矣。

现代文：以此议论《诗经》，未免太偏狭了。